也难怪搠思监焦躁。
元初开国，为了便于统治中国，把都城定在了大都，远在北方。大都人口极多，“都城十万家”，不带官衙、驻军，城中的百姓长住人家，就有十万户，四五十万人，加上驻军等等，最繁荣的时候，近有百万。
“百司庶府之繁，卫士编民之众，无不仰给于江南”。
这么多人，几十万、上百万，衙门日常的需用、官员的薪俸、驻军的粮饷、百姓的吃穿，大部分全都是赖江南供给。千里迢迢，运到大都。主要的途径有两个，一是运河，也即漕运，一是海运，走海路。
元朝在前代的基础上，大规模整修运河，先后开凿、修治了通惠河、通州运粮河、御河、会通河、济州河等等，通过这几条运河，与江南原有的运河相连接，保证了南北水系的贯通、流畅。世祖忽必烈时，大都的粮食供应，就主要是靠这些运河运输。
在整修运河的同时，又大力发展海运。经过较长时间的摸索，最后采取了从长江口的崇明附近出海，向东行，入黑水大洋，北趋成山，经渤海南部，至界河口的直沽，再转运大都的路线。这条海道看似很长，但若是在顺风的情况下，十天左右即可到达。海道运粮，初时不过四万余石，后来逐年增加，至蒙元中期，最多时已可达三百万余石。
较之河运，海运虽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总的来说，其所耗费还是要远比河运要少的多。所以，自海运高度发展起来之后，运河的重要性就大为降低了，到后来，大都的经济生活便几乎完全依赖海运了。
但是，不管河运也好，海运也罢，有一个地方，却是这两条运输线全都无法绕开的。那就是山东。
走海运，需要过成山，成山位处山东半岛的东部；要走渤海，渤海在辽东与山东的之间。如果邓舍在益都站稳脚跟，海东又有较强的水师，这条道显然就走不成的。
那么，是否可以再一如世祖忽必烈时，放弃海运，改走漕运呢？
走漕运更不可能。原因有三个。
一则，也与海运一样，北方的运河大多在山东境内，太不安全。二来，就算山东境内的运河还有处在蒙元控制之下的，比如济州河，走的是济宁，现在察罕手中。但是自海运兴，这些运河却也多数都被荒废了，再整治，没那个人力、也没那个时间。三来，就算运河没荒废，也不行。为什么？淮泗一带现今盘踞有小明王、刘福通的安丰政权，他们在中间这么一横加插手，便等同彻底断绝了南北水运之道。
其实，早在张士诚攻占高邮之后，南北水运之道就等于被断绝了。
高邮，地位很重要，位处南北漕运之枢纽地带。为何高邮一丢，天下震动？乃至脱脱亲率百万雄师，下江南，往而围之？除因高邮位处江南富庶之地外，断绝了大都的漕运也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。
虽然说，张士诚因为顶不住朱元璋的压力，后来又投降了蒙元，但是南北之漕运，却也由于红巾遍地的缘故，早就无法再用了。
也就是说，大都现在可以倚仗的只有海运而已。
为何毛贵、王士诚、田丰前后占有山东多年，元主不曾下诏催促察罕东进？又为何邓舍才得益都，元主即下诏令察罕“亲率天子之军，平定齐鲁”？无它，只因为毛贵、士诚没有水师。而海东却有水师。辽西、山东一合，大都海运危矣！邓舍得益都，关系到了大都的切身安危。
也正因此，当察罕因孛罗的原因而观望不动之时，元主又一改先前的平衡两方、并稍微偏向孛罗之策，干脆利落地又给孛罗下诏，命其首先北上，军出塞外，以此来化解察罕之疑。
却万万料不到，一番谋划最终，还是功亏一篑。孛罗竟然敢置大都缺粮而不顾，为一己之私欲，悍然撤回大同。从而导致了察罕不得不在稳占上风之际，仓促回师，给了益都喘息之机。
搠思监怎能不焦躁？
但是，他却是有苦说不出。又是为什么呢？他早就听到风传，说孛罗之所以敢撤军，正是因为朴不花。孛罗还在宜兴州的时候，曾有多次派遣密使、说客，出入朴不花府上。给以厚赂，说动了朴不花，换来了一封密旨。密旨内容为何？不言而喻。
当时搠思监听说，就觉得不对，但是却因他这个中书省右丞相的位置，得来全赖朴不花与奇氏之功，故此不敢加以阻止。他虽然贪财、贪权，到底不比朴不花一个高丽阉人，见识还是有的。可惜，事已至此，徒呼奈何！他与别里虎台两人，轿子也不乘，骑了马，赶往朴府。
事情发生了，总得解决。怎么解决？还不得不去与朴不花商议。他忧心忡忡，想道：“察罕前功尽弃，突然撤军。此事若不能立刻加以解决，邓贼必定会坐大益都。待到来年，张九四该怎么运粮来大都，怕就是个问题了。”
元廷费劲心思，千辛万苦，不久前才与张士诚、方国珍说好，方国珍出船、张士诚出粮，每年至少运一次粮食来入大都。每年运粮的时间，就定在上半年三四月份。马上新年就到了，用不了几个月，便到海运时节。
要不快点把察罕撤军的麻烦解决，不快一点把益都搞定，眼看明年，大都城里就又要再闹饥荒。去年饥荒，死了一二十万，明年再饥荒？可真就要如别里虎台所说：变成鬼蜮了。不用等红巾来打，自己就先崩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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