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慧是个和尚，一个出家人，却为甚么肯冒风险，主动提出愿意和封帖木一起，去益都联系徐、宿二州的降人？饶是封帖木与他相识已久、相交颇深，也是不解其意：“大和尚肯陪我一起去益都？”
“不错。”
“此去风险极大，小邓残暴之名，南北皆闻。稍有不慎，恐怕性命难保，……。”
景慧打断了封帖木的话，又拿起小槌，轻轻敲了一下木鱼，笑道：“如今乱世，哀鸿遍野。益都虽险，能比得上地狱么？佛云：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为了天下苍生能够早得安宁，和尚便提着脑袋走一遭，又算得甚么？”
封帖木肃然起敬，说道：“大和尚慈悲为怀，令我钦佩。”
若是只听景慧说的话，确实冠冕堂皇。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”？很有为了天下苍生，甘愿舍身饲虎的大慈悲。然而，事情真的是这样么？其实不然。景慧肯冒着大风险去益都，实际上另有原因。
元代崇佛，特别在全真教失势之后，佛教更是一支独大。
因为朝廷的支持，全真教在“老子化胡”的辩论上失利，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恶果，导致“至元间，释氏豪横；改宫观为寺，削道士为髡”。“髡”，剃去头发。“削道士为髡”，道士都被迫削光头发，改当了和尚。
上有朝廷的鼎立支持，下有百姓的被迫供养，大一点的寺庙往往占地万亩、乃至数十万亩。——便譬如蒙元世祖忽必烈时，八思巴为帝师，先后给忽必烈三次灌顶。第一次灌顶时，忽必烈献上了供养十三万户；而第三次灌顶时，更是献上了大白法螺寺和吐蕃三区。
甚至不止道教失利，忽必烈曾做过一个规定，三教之中，释迦牟尼的像摆在中间，老子、孔子的像摆在两边。释家隐然也已凌驾在了儒家之上。
皇帝尚且对佛教如此恭敬，更别说朝廷以及地方的官员了。
所谓：“皇帝必先受帝师戒而登基，朝廷所以尊礼而信之者，无所不用其至。虽帝后妃主，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。正衙朝会，百官班列，而帝师亦获专席坐在一侧”。佛教之势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虽然蒙元上层信奉的多为藏密，但本土佛教却也因此而水涨船高。并且本来在当年的“老子化胡”之辨中，少林的禅师们就是攻击全真教的主力。所以，很多的和尚平时就倚仗了朝廷之势，在地方耀武扬威。
尤其一些藏密的僧侣，更是胆大妄为，早将佛陀的慈悲抛到九霄云外去，欺男霸女，视若常事。
更严重点的，乃至摇身一变，从怒目的金刚、低眉的菩萨变身为掘金的校尉、搬山的将军，“各处陵墓，发掘殆尽”，做起了盗墓的勾当。蒙元世祖时，因了蒙元朝廷的暗中支持，西域僧人杨琏真珈明目张胆地在江南大肆挖墓盗宝，便连前宋的皇帝陵园，“宋六陵”，都没有逃脱他的魔掌，何况寻常陵墓？也不知有多少人家的祖坟因此而被刨之一空。
前宋理宗的头颅被当成了盛酒器；梅妻鹤子的前宋隐士林逋也受无妄之灾，“孤山林和靖处士墓，尸骨皆空”。
种种样样，实令人触目惊心；但凡有点志气的汉儿，谁不闻之愤懑！怙恩横肆、无法无天。若真有佛陀，怕也不忍闭目；若真有邪魔，怕也自愧不如。
不但如此，还有很多的和尚、寺庙索性做起了生意，各地邸店（商店）、解库（当铺）、旅店、货仓、酒肆等，多为僧院所有。而且，虽遭禁止，却还有私下经营矿炭开采业的。
有了钱，有了势，饱暖思yin欲，又至于娶妻生子之类，更是司空见惯，丝毫不足为奇。“中原河北，僧皆有妻，公然居佛殿两廡，赴斋称师娘，病则於佛前首鞫，许披袈裟三日，殆与常人无异，特无髮耳”。
蒙元佛教最盛时，真、假和尚何止百万，虽不排除其中确实有一些真正的高僧大德，但就大部分的和尚们而言，又有几个还记得慈悲为怀，又有几人还管它普渡众生？花花世界，只管酒肉穿肠，且要乐得逍遥。
这景慧和尚系师出名门，虽没有如此不堪，但他所在的寺庙却也还是有着不少“寺产”的。
自红巾乱起以来，义军所到之处，不但打击地方豪强，而且抢掠寺庙。原本他庙中的财宝已被抢掠一空，“寺产田地”也都尽数失去，多亏了察罕帖木儿平定晋、冀，进军山东，大力“剿贼”，地方上方才稍得安宁，失去的财宝固然是找不回来了，但田地却失而复得。
本以为从此总算可以再过些安生的日子，殊不料邓舍起于海东，卷而南下，不到一年就稳占住了益都；更“风闻听说”，这一位“大宋燕王”似乎比王士诚、田丰更为“贪婪残暴”，虽然对地方豪门的打击并不是特别酷烈，但对寺庙“庙产”的抢夺却更上一筹，丝毫不给情面。
这才多少时日？就“听说”山东境内已被“灭”了七八个大寺，“寺产”尽数充公不提，庙中的和尚也多数被迫还俗，有的被充了军；有的被当成劳力，填去了辽东、朝鲜、南韩，以补充那里的汉人人口。至于其它因此而被烟消云散的中小寺庙更是多不胜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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