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天后,马尾船政学堂成立了一个完全由学生构成的组织,秦督办给这个组织取了个名字——学生会,组织的目的初期很简单,为了编撰一本在学堂内部发行的内部学术刊物,而第一篇的文章,就是船政督办秦铠写的开篇词。
听过这位秦大人讲课和看过《帝国崛起》xiǎo册子的学员都知道,这位泰西回来的官员一向用的大白话讲述他的理论,当然不乏引经据典的佐证,这次也是同样的方式。
秦铠在开篇词中提出了“义利”的辩论,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别。自义利观产生的那一刻起,对于义利的新问题的辩论就未曾停止。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主导,才形成了“先义后利”的儒家义利观,到了近代,中国人的义利观日臻成熟、完善,所谓舍生取义始终是中国人的思想主流。
而西方从古希腊时代,也开始了西方式的义利之辨,由此产生的伦理财富观到系统功利主义,而到了近代,几百年的演变,从而形成了西方的“重利轻义”的义利观。显然提出这个辩论题,这足以引爆学生对中西方理念的思想大风暴,是非对错,只能由人心自明。
当然这一期还有一个论点,就是关于尊师重教的内容,这些内容完全由学生会会员自行撰写,然后送去给总督府的曾师爷过目后,才能正式刊印。很自然,这份刊物也送到了总督张佩纶的桌上,作为一名三十来岁的封疆大吏,张佩纶对于船政学堂新学的兴起颇为关注,而清流历来的论点就是必须以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,而不能全盘学习西方。
而秦铠“义利之争”的提出,让这位儒学大家也兴趣高涨,张佩纶也送来一篇关于“义利”之争的稿子,作为他对学堂学员提出的一些教诲。秦铠很快再次发表了他的第二篇稿子,不过介绍的内容却是泰西诸国的国政变化,从早期的“实利主义”到现在颇为流行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!”然后笔锋一转又介绍起国学思想大家王夫子的船山思想、经世济用的理论。
而这些关系民族思cháo、国家前途的大讨论很快就不能用那份xiǎoxiǎo的期刊来承载,学堂里出现了专门张贴学生稿子的墙壁,学生们对各种理论的认可度也产生了极大的分歧,维护传统义利观,同时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观念基本成为了主流,但是一些更为大胆、发散xìng的论调也开始出现!
张简自然明白这些观念上的东西是不能靠灌输的,在也想出一招,把这些学生都召集起来召开关于各种思cháo的大讨论,是骡子是马,都牵出来评论一番,有理讲理!
听到这消息,秦铠非常关心的跑来参加学生们的讨论,让他比较欢欣鼓舞的是,很显然,在船政学堂中,学生们忧国忧民的思想还是非常朴实很真切的,加上义利大讨论、数期的《新青年》和《大国崛起》xiǎo册子的引导,学生们对于目前面临的内忧外患都有了深刻的认识。
对此,秦铠向张简建议,在课余之时,每周组织学生开展大讨论,内容由他来提供,秦铠光脑里可缺乏信息,当然涉及敏感的国内政治问题是不能谈论的,学生们可以各抒己见,发表观点,通过这样开放式的讨论,他深信,视野开阔的新一代船政学生,很快就会跨上历史舞台。
秦铠乐呵呵的离开了学堂,却被孙复赶来把他扯到丁日昌那里去了,老丁拿着一份电报正在发愣,看到秦铠,老丁摇了摇手里的电报:“烈风,那几个日本人,走了之后,今个儿总理衙门来电报,说是失踪很久了……”
“噢!是嘛!”秦铠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,“看来日本人铁定是天怒人怨,半夜里出海触礁沉船了吧!”
丁日昌仔细看了看秦铠,嘿嘿一笑,“烈风,你有没有捣鬼啊!我到想起来了,那日你送走几个xiǎo日本,怎么心血来cháo还找了个德国领事作证来的!”
“大人!这可是你批准的!反正我可不知道这些日本人跑哪里去了,说不定我们递上去的那几份供状,日本人杀人灭口了也犹未可知!”
“也对,你那份德国人签字的东西jiāo给我,回头我附了送到总理衙门去,把这事了了!”丁日昌翻来覆去又看了看电报,“对了,李中堂来电报了,约我天津一会,指名让你一起去!还有就是新式大炮,中堂大人想要几门……”
“大人,大炮有啊,就是这银子……这炮可都是咱船政剩下来钢自个儿造的,以前战舰都是军机处拨的款子,这大炮可是咱自己的银子!”秦铠嚷嚷着。
丁日昌显然比他铁jī的多,“烈风,你怎么也变得这么xiǎo气了,去年送到大沽炮台的10门重炮,李中堂还承你情,这回你可要好好表现,我琢磨着中堂大人要见你,可是大有深意啊!”
秦铠一脸黑线,倒也不是他xiǎo气,有好家伙那也不能白送啊,李中堂这腹黑阴险主,自己这种没经过官场熏陶的角色,跟他斗估计是嫩了点,这次偌大的战功就hún了两个嘉奖,一个挂名的官职,不过好在是实权,人家看不上的南洋水师,放自己手里可是宝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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